风再起时 風再起時6.3

用户点评

• 来自网友【展世邦】的评论本文首发于“半斤八两抡电影”公众号，作者：半斤错位剪辑影片开场，一系列看似乱序的紧张场面，有人逃离，有人追踪，有人仓皇，有人焦急，穿插着廉政公署四处出击的调查行动，直到梁朝伟饰演的探长出场，拜访廉政公署负责人，节奏才开始稳下来。只称“探长”，而不称名道姓，显然是叙事安排。接下来的黑白影像里，先出场的是青年磊乐，后出场的是青年南江。此处观众只能凭借形象去猜度谁是将来的梁朝伟，却没有具体指向。在开场的快节奏剪辑段落里，曾经有一处是廉政公署负责人的台词——大意是“五亿探长，一定要查到底……”，此处是惯用的悬念，让观众带着疑问去求索——“五亿探长”怎样了？现在出现的“探长”又是谁？这样做的目的，并非故布疑阵，因为梁朝伟饰演的角色早被影片宣发透底。反而是，在这样一个开场的视听逻辑里，我们会在一开始就混淆两个人：黑白影像里的青年，谁都可能成为将来的“五亿探长”，谁也都可能成为只身闯廉政公署的“探长”。通过视觉的、叙事的诡计，把两个人剪辑成一个，早在《无间道》第一部和第二部已有珠玉在前，用意在强调命运无常，两人各自走上无法选择的无间道，成为自己一开始要铲除的那类人，卧底数年，终于彼此莫辨。《风再起时》的错位剪辑，并不是要强调个体的“莫辨”，而是指向群体的（阶级的）立场。错位剪辑出现在开场，给整部电影的剪辑定了调，以两大探长的视角交错呈现香港的警界变迁，跨度近四十年。这一剪辑思路显然不是为了突出“双雄”套路，导演的用意不在表面的戏剧性。两大探长的冲突，被处理在了暗处，不可开交时，安排阿嫂走一趟就解开了，这是对传奇性的消解。把两人写成一个群体，没有南江也就没有磊乐，所谓“五亿探长”在《风再起时》中指向的是两个人、甚至一代人。他俩的时代，终结于廉政公署确立的时期，他们立下的规矩被新秩序取代，成为历史。错位剪辑，以最为简略的手法，点出了两人殊途同归的抉择与命运，无论是手电筒里塞保护费，还是给英国警官擦鞋，无论是逃亡于大陆，还是被俘在香港，两个青年在影像中就是一个人，他们都代表了香港青年——不甘于环境的规训、反抗旧秩序的迫害、苟活在侵略者的脚下……他们没有主动选择的余地，只有委曲图存的挣扎。只是，1970年代与廉署对峙的“探长”，已经成了他们曾经反抗的对象。对抗廉署调查，固守旧秩序，“探长”的远遁是必然，他们是趋利自保的既得利益者，而不再是挣扎求生的普通人。影片终局，以探长们的全身而退，盖上了时代之棺。但同时，廉政公署虽败犹荣，在视听处理上彻底压过了旧秩序的垂暮豪杰。李子超（许冠文饰演）的慷慨陈词，或许败给了港督的“既往不咎”，可是，他提出的公务员理想，经由一则新闻婉转实现。这则新闻的见证者，是远遁北美的暮年老人——曾经的五亿探长磊乐。而李子超的理想实现之地，则是曾经与香港一样饱受战争和殖民摧残的另一处所在。可是，正如导演亲自阐述的，“写给香港的情书”毕竟还是情书，总也忍不住要给豪杰唱悲歌。因此，影片最后一个段落，是不能忘记的生存信念——风中残烛般的磊乐，只有在吞咽水果的时候，才能想起自己曾经是残酷生存环境的幸存者，甚至是后来的生存法则的制定者。此处的视听设计，以吃的本能唤醒生存本能的记忆，彼时黑白影像里的磊乐，从死人手上夺食，目光如虎。 “梅毒”的语境错位剪辑结束于抗战胜利，两个青年重归警队。形象上过渡到梁朝伟和郭富城，经由战争摧残带来的沧桑感，弥合了演员与角色间的年龄差距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，两人共同出现的第一场戏，也是彼此第一次相识的段落里，各自所操的语言——磊乐的潮州口音粤语和南江的标准英语——除了揭示两人的出身差距，还看似无意地埋了个伏笔。当时，在磊乐夸张地向警局同仁汇报自己的英勇之后，南江镇定而幽默地对英国警官做简报，他讲了个荤段子，提到了一个词——“梅毒”。这个潜藏在英语荤段子里的syphilis一词，逗笑了当时警局里所有的英国佬。导演给了磊乐一个反应，他讪笑着，掩饰着自己根本不通英文的尴尬。这一刻，两个未来的探长，高下立判。用英文讲荤梗儿的从容，暗示了南江才是真正能与殖民当局沟通的人，也同时点名了将来真正定规矩的人是南江，而不是磊乐。这是语言的壁垒，同时，也是语境的阶级落差。这一“闲笔”就此搁下，直到磊乐扇了南江耳光之后，独自去夜总会消遣，遭遇舞女。此处突兀地插入了一段黑白影像，交代出磊乐心底一直爱着一个女人——小榆。因为磊乐当时的弱小，无力保护小榆，她就此被强占为慰安妇，沦为日军的泄欲工具。抗战胜利后，小榆被救出，可是，因为磊乐的穷困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小榆失去治疗机会惨死。夺走小榆生命的，正是“梅毒”。在医生口中说出的“梅毒”，呼应了南江用英文说的“梅毒”，此时彼时，同一词汇飘荡在不同的语境上空。日军犯下的罪，成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笑料。小榆的死，对磊乐而言是愧疚的烙印。而在观众处，多了一层心疼——磊乐永远不知道，夺走他挚爱女人生命的死神般的词汇，就盘踞在他赖以为生的空间上空，成了南江的社交扶手。磊乐不通英文，就永远不会知道“梅毒”一词也被他自己笑过。影片中后段，两位探长言和，在理发店背向而坐，南江又抛新词——Human Resource，磊乐的反应已经不是讪笑，而是半嗔半笑地训南江拽洋文。这里的“人力资源”，在彼时的殖民时代，是探长之间的势力划分，一句英文，重整了分裂的警界和黑社会的秩序。磊乐的无知，南江的从容，都是那个时代的悲哀。而更可悲的是，他俩虽同为受害者，却也有阶级的高下。看上去，南江是磊乐的副手，其实英国的警界高层倚重的是南江。这一设计被两次强调，一是磊乐刚刚成为探长时，行事高调，英国的警监暗地问南江的意见——是否要替换掉磊乐？第二次，是南江和磊乐对立，矛盾激化到极点，蔡真私下找南江，问为何南江与磊乐作对？南江复述了被警监询问的事实，洗清了自己，指明他一直保着磊乐，坏规矩的是磊乐夫妇。这一段落有两层用意，一是强调南江对磊乐不存在个人恩怨；二是强调南江更得警界信任，他的出身、语言、行事风格，都更适合做殖民者的帮办。在这一层面，杜鹃饰演的蔡真是另一个语境里的南江。蔡真是苏州移民二代，出身暴发户，懂英文，会交际，有城府。她替磊乐做脏活，暗地合作勾连的势力，同样都是外省势力。14K的郭少帮主，跛豪夫妇，是蔡真用以牵制整个黑社会的左右手。甚至她资助的剧团，也同样是混迹香港的漂泊客。蔡真和这些人同在一个语境里，她们之间更容易沟通利用。有人批评杜鹃演的角色离谱，这是没看懂香港彼时的生态。导演用一明一暗，勾勒出警界和黑社会两个彼此依存的群体，仅用两个角色，肩负了叙事里的情感线和“事业”线，凝练而有效。 殖民地的“老规矩”与“后殖民”的新秩序蔡真和南江，都是暗中制定规则的人，她俩把磊乐推上巅峰，连理由都一样——喜欢他的简单直接。他俩之间说的话，磊乐照样听不懂。蔡真暗中串联黑帮，操控两股势力彼此牵制，让磊乐从中得利。然而，跛豪的失控，坏了南江的理想，所以才有那次枪击。蔡真只身拜访南江家，两人谈的也是“恢复秩序”。谈生意非要牵扯感情，暴露了叙事者的不自信，蔡真的脱衣穿衣也是港片的恶习，却也无碍主旨。蔡真代表原始积累，南江代表监督纠错，两人共同成就了磊乐的霸业。南江始终追求的是完善某种“规矩”，从磊乐提出帮派势力新格局开始，南江就在给他的“理想国”查漏补缺，他自称“聪明人”，只求最优解。当他面对14K的骚乱时，也把政治诉求抛在一边，甚至为了解围可以随口编出自己的政治底色。南江所执着的“规矩”，是为了让大家都有饭吃，相当于“给每个人擦鞋”。蔡真的规矩，是扫清磊乐路上的一切障碍，不惜献身，这种狂热令人费解，因此不得不被简单粗暴地归结为“爱你没商量”。可悲的是，蔡真和南江同样短视——她俩只解决问题，而枉顾问题的根源。她们的献祭，造就了磊乐的独断和膨胀。在陪着磊乐任性的每一天，她俩还要同时给自己洗脑——这是为了人人有饭吃。磊乐是异数，他并不想改善什么，他要的是破旧立新。他毕竟只是个实用主义者，要的是自己说了算，而不是真正建立“理想国”。年轻时，磊乐拒收保护费，并不是他多么热爱警察职业，而是他不屑与黑警们为伍。中年时，磊乐要定规矩，为的是人人有钱赚。可是他根本不考虑自己既当裁判又下场踢球，做蛋糕的是他，分蛋糕的也是他。尽管暂时解决了黑社会的乱局，可是把黑警养得更黑。所以才有后面许冠文饰演的李子超的控诉。磊乐作为探长，他管理黑社会的理念简单粗暴——成为最大的黑社会。有他在，秩序不乱，社会维持表面繁荣。但是，正因为有他在，繁荣背后是民众的不堪重负。磊乐破了英国殖民者的规矩，破了日据时代的规矩，建立了自己的规矩。为了生存，他把“弱肉强食”法则推行到极致，他自己做食物链的顶端。磊乐和南江，都想抛开英国老爷，他俩要实现的是自己人管自己人。可是，他俩的“管”，根本不是香港底层人想要的。李子超面对英国高层控诉，民众家里着火都要塞钱给警察，才能有人来救火。1960年代，在劳动者多次暴动的香港，磊乐和他的旧秩序已经无限接近于他刚做警察时候所反抗的“潜规则”，而他身处顶层，沉醉在他的认知偏差里，用黑钱筑牢他们的特权者城堡。代表香港民众的是廉政公署，许冠文饰演的李子超出场，新秩序挑战旧规矩。李子超登场给自己的定位是“公务员”，他为纳税人服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许冠文在媒体面前讲的一句话，他说公务员受贿就是“礼崩乐坏”。他用的词回归了华语传统语境，而他描述的理想社会，则是公平透明法治社会。这是以“后殖民”的思路和词汇，反抗殖民者，同时拥抱现代法治秩序。李子超代表的廉政公署，是对特权阶级的公然宣战，因此被警察暴动威胁，甚至逼得英国殖民当局暴露了本色——只把香港当成殖民地。港督一句“既往不咎”，险些灭了香港的未来。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是，廉政公署是香港后来成为法治、公平、自由的经济中心的前提保障。而《风再起时》的磊乐、南江、蔡真们，他们的存在和成功，一方面阻碍了新秩序，另一方面也是黑色的过渡期必然的污点。他们做大了蛋糕，代表了香港财富的原始积累阶段。只是，李子超的出场太晚了，尽管导演用他做开头结尾，试图做成闭环的叙事结构，呼吁法治社会的来临。但是，真正的主角还是弱肉强食的人，小榆、小燕以及被磊乐杀死的小榆哥哥，都是人血馒头，都不可能被浪漫化的《风再起时》所关照到。小榆和小燕，她们的美，被磊乐记住，被镜头凝视。而小榆的哥哥，就只让我们看到了被咬掉的耳朵，和囚服上绣着的号码。在故事本体里，战争并没给豪杰们带来多深的创伤，反而是杀不死的让他们更加强大。甚至，在被绝对浪漫化的爱情里，磊乐对小榆也犯有理所当然的生存原罪。如果不杀了小榆的哥哥，磊乐就必死——这个残酷游戏，又让磊乐多了份亏欠，小榆因此成了不可忘记的存在。但是，镜头里的磊乐太过潇洒，他和南江的举手投足，每一帧都能成为《名利场》的封面。所谓的“罪”，只是他在染上鸦片瘾时候才被提及。而他就连抽鸦片都被叙事者同情，当时他正陷入到另一段创伤——小燕和胎儿都被害死，而这也是他对小榆的镜像之爱，由此显得专一纯情，小榆和小燕的生命代价，换来了磊乐的悲情高光——他永远得不到他相同阶级的爱人。比起导演对磊乐和南江们远走他乡的落寞施以的同情，我反而更关心磊乐是如何从卓尔不群变成同流合污的？如果说为了生存？恐怕是太过牵强的理由。毕竟，磊乐从不反思，南江也不忐忑，他们都没有《美国往事》中麦克斯和面条的审视与自省。毕竟，客死异乡的磊乐，只是忘了意气风发时喝彩狂欢的拍子而已。《风再起时》浪漫化的视听里，磊乐们的罪，被粗暴地归给时代，因而每一个代表着阶级群体的角色纵深也被压得扁平。“给香港的情书”由此更像是一张明信片——取消了阶级纵深的角色群像，充其量只能是做旧的景片。